然而，当《纽约时报》杂志在2月25日刊发这篇文章时，这两处关键表述都被悄然省略。更值得留意的是，《纽约时报》对一众欧洲导演的名字避而不谈——西奥·安哲罗普洛斯、米克洛斯·杨索、亚历山大·克鲁德、南尼·莫莱蒂、克日什托夫·扎努西，这些在欧洲影坛举足轻重的创作者，近年来始终难以获得《纽约时报》评论员的青睐，自然也难入美国发行商的法眼。毕竟在好莱坞主导的电影生态中，失去主流媒体评论的背书，便几乎等同于与美国市场绝缘。

         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，《纽约时报》版的桑塔格文章，刻意加入了弗朗西斯·福特·科波拉和保罗·施拉德的名字，这两位导演在原文中本无一席之地。文章将他们定义为“有艺术抱负的美国导演”，并隐晦指出，在美国电影产业“对影片质量的期望持续降低，对利润的贪婪不断膨胀”的大环境下，他们始终无法“以最佳水平工作”。这一修改看似寻常，实则暴露了深层问题：即便这是一篇直指好莱坞破坏世界电影多样性的批判文章，当它登陆美国时，仍需为好莱坞导演预留更多版面，而欧洲导演的存在感，只会被进一步挤压。

          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答案或许令人不安：美国人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电影的无知，正在被系统性地保护，甚至被包装成一种“文化常态”而受到隐性尊重。广受好评的大卫·汤姆森最新版《电影传记词典》，便清晰印证了这一点——书中对非好莱坞电影的收录与评价，始终存在明显的失衡与偏见。这种刻意的“视而不见”，像极了部分家长刻意回避在孩子面前讨论敏感话题，本质上都是一种认知上的自我封闭。

          更复杂的是，这种“选择性忽视”并非美国媒体独有，桑塔格的原文也未能完全幸免。她的笔触聚焦于欧美电影界，却忽略了东方、伊朗及非洲地区崭露头角的电影创作者。当然，我们无法断言桑塔格对这些名字全然陌生——侯孝贤的长镜头美学、杨德昌对都市孤独的精准捕捉、关锦鹏的细腻叙事，阿巴斯·基亚罗斯塔米的诗意写实、莫森·玛克玛尔巴夫的尖锐批判，以及乌斯曼·塞姆班、苏莱曼·西塞对非洲命运的影像书写，都是当代世界电影史不可或缺的篇章。

          或许桑塔格对他们有所了解，但她对这些导演的评价，显然未达到其应有的历史高度。当一篇批判电影界狭隘性的文章，自身也带着某种认知局限时，我们更能看清问题的严峻：世界电影的交流与认知，始终笼罩在中心与边缘的格局之下。好莱坞的光环之下，不仅是欧洲电影的落寞，更有亚非拉电影创作者被忽略的困境。这份秋天的年鉴，记录下的不仅是一篇文章的修改痕迹，更是世界电影生态中难以消解的失衡与遗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