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9年秋天，八一电影制片厂内，《大决战》的末期拷贝工作正紧锣密鼓地推进。放映室里，光影流转间，一位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联络员突然抬头，语气带着几分凝重与疑惑：“影片里那个通讯兵真拿到了青天白日勋章？”这句话如一块石子投入静水，瞬间打破了现场的平静，将所有人拉入另一重历史时空——银幕上的情节，究竟是艺术加工的演绎，还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？

         要弄清这个疑问，需将目光回溯到更早的岁月。1937年11月8日，国民政府公告创设最高等级的“国光勋章”，可在随后的十二年间，这枚勋章仅发出两枚，堪称凤毛麟角。对绝大多数国军军人而言，青天白日勋章便成了军旅生涯中可望不可即的“天花板”。因授勋名额极度珍贵，战史中哪一场战斗能“诞生”一枚青天白日勋章，往往比战斗本身的战绩更牵动军官们的神经。

         邱清泉对此的感受尤为深刻。1939年昆仑关大战中，他立下赫赫战功，其所部第22师向南穿插至五塘、六塘，成功切断日军后路，为战役胜利奠定基础。可战后论功行赏，他领到的却只是四等宝鼎勋章。要知道，宝鼎勋章共分九等，仅一至四等授予将官，绝大多数军官终其一生也只能止步于此。这份遗憾，在同僚黄百韬于豫东战役后捧回一枚青天白日勋章时，变得愈发强烈。邱清泉心中的复杂滋味，旁人看得分明。

         时间转眼来到1948年11月15日，徐州战场已是危如累卵。黄百韬兵团被围困于碾庄，危在旦夕，蒋委员长的电令如雪片般传来，字字带着焦灼：“不顾牺牲，钻隙东援。”杜聿明为邱清泉制定了“侧击华东野战军侧后”的救援路线，可邱清泉心里清楚，硬闯无异于自投死路。沉思再三，他决定将刚重建的74军推到最前线。柳集的指挥所内，邱清泉与参谋长李汉萍相对而坐，战场的阴霾笼罩之下，连一句玩笑都无从说起。那枚人人觊觎的青天白日勋章，此刻早已被炮火硝烟淹没，唯有生存与救援的压力，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。